應對貿易摩擦也是一種國家能力

    面對金融危機下國際貿易的萎縮，商務部日前向國內出口企業發出警告稱，全球范圍的貿易保護主義威脅正在加大，明年我國遭遇貿易摩擦的形勢將更加嚴峻。對此，出席12月19日召開的第七屆進出口企業年會的商務部、央行等政府部門官員和銀行業代表均回應將共同幫助出口企業渡過難關。（12月23日《北京商報》）

    事實上，商務部對出口企業的警告是有其依據的。今年以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美歐等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再次抬頭。據有關部門統計，今年1至10月，我國共遭遇70余起反傾銷調查案件。進入12月份，美歐針對我國的貿易措施明顯增多。12月3日，爭論多時的歐盟針對我國產螺釘和螺栓的懲罰性關稅正式表決通過；12月15日，我國在進口美歐汽車零部件貿易糾紛中敗訴；12月19日，美國和墨西哥對我國提出反補貼的磋商要求。

    美歐等國出于保護其國內產業的目的，今后，針對我國出口產品的貿易摩擦可能還會增多，出口企業面對的形勢比以往更加嚴峻，尤其是輕工、農產品、化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承受的壓力正在加大。因此，在美國總統選舉結束后，近來國內表達著對奧巴馬團隊可能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關切。

    有一種說法，奧巴馬不同于布什政府，他一直強調工人的權益——調整收入差距、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更強有力的財政管制措施優先于放松資本市場管制和自由市場貿易。上個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在“修正主義”的思潮影響下，提出和日本展開“貿易管理”和“框架式”的對話，其目的就是要對日本的出口實行更多限制。然而，這一次我國最有可能成為奧巴馬團隊的目標，如果這一猜測變成現實，那將對我國企業的產品出口造成很大困難。

    分析人士認為，基于中美貿易和經濟爭端的歷史可以看出，中美貿易爭端有以下三種解決方案。第一是我國減少出口；第二是我國大規模在美國投資；第三是調整匯率，比如人民幣升值。然而，以上的三種辦法在實際應用中都很難行得通。特別是第一種解決辦法更有悖世貿組織規則。即便我國心甘情愿抑制出口，也不能保證其他新型經濟體會利用這個機會，填補我國抑制出口后的空白。

    從歷史經驗來看，一個新興經濟體在經濟快速發展、出口迅速增加過程中往往遇到較多貿易摩擦，韓國、巴西等國家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歷類似時期。美歐等西方國家對我國商品實施反傾銷等保護措施帶有明顯的歧視性質。迄今為止，他們仍不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在反傾銷調查中，他們又堅持用第三國的生產成本來評估我國產品的正常價值，給裁決造成極大的隨意性和不公正性，其實質還是貿易保護主義的翻版，是“中國威脅論”的變種。

    幾個月前，前美商務部負責進口管理事務的助理部長斯普納來江蘇調查我國標準鋼管的生產后，就對一家西方媒體說，“如果不是中國政府的補貼，在原材料上漲的推動下，中國鋼鐵生產廠商根本不可能獲得超出美國同行的成本優勢。”這說明，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天，美歐仍然對我國產品無端猜忌，懼怕市場競爭，看不到貿易的互惠互利，企圖通過構筑各種壁壘阻止我國產品出口。

    然而，面對頻繁發生的貿易摩擦、反傾銷調查，我們也不能示弱。本月初，當歐盟針對我國產螺釘和螺栓的懲罰性關稅正式表決通過，我國緊固件生產企業已請求我國政府將該案上訴至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并決定在國內對兩家歐盟的合資企業提起訴訟，控告它們利用歐盟反傾銷調查進行不正當競爭。同時，我國緊固件生產企業還向商務部提出申請，要求對從歐盟進口的緊固件發起反傾銷調查。

    此次政府與企業聯手應對歐盟懲罰性關稅壁壘的行為值得稱道。以往提到國家能力的時候，我們總是突出強調國家的行政能力、外交能力、軍事能力、文化能力，凡此種種，無不是國家權力的擴張，而從出口企業與國家關系的角度講，應對與美歐等國的貿易摩擦又何嘗不是一種國家能力的體現。現在，出口企業以何種方式、以何種姿態、能達到何種效果，蓋源于國家提供給出口企業的何種能力，多大能力，這是今后出口個企業能否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