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兩周年回望：亞洲的出路改革或者混亂

在全球金融危機來臨時，一切不可能都成為可能。今年以來最令人震驚和不祥的，恐怕要屬中國南方和歐洲之間的航運費一度降到了0美元。4月，在亞洲各港口可以看見成百上千的閑置貨船，而它們占全球貨運總量的10%。 

　　航運業(yè)的蕭條不僅僅是全球經濟衰退的信號，更強調了亞洲目前承受著金融海嘯所帶來的正面沖擊。按年計，2008年第四季度臺灣出口業(yè)衰退了42%，工業(yè)生產下降了32%--比當年美國遭遇經濟大蕭條時更嚴重。2008年日本出現(xiàn)了近30年來首次年度貿易赤字，而今年春天，日本工業(yè)生產水平倒退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預測，2009年新加坡經濟可能會衰減10%，是自1965年獨立以來最嚴峻的經濟收縮。

　　直到去年，還是很容易認同處于"亞洲時代"，看著地區(qū)經濟增長率超過8%，許多國家正沐浴在新發(fā)現(xiàn)的全球政治名望中。但是，金融危機揭開了這層表面上的奇跡。那個令人興奮的西方巨大消費市場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亞洲經濟的核心問題是結構性的，而非周期性。如果亞洲領導人不能進行必要的經濟改革--減少貿易失衡，促進國內消費，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那么目前的危機會帶來許多普遍的問題：剛擺脫貧困狀態(tài)的人又要陷入新一輪的貧困中，持續(xù)的經濟低迷甚至能引發(fā)社會和政界的不安與動蕩。

　　奇跡的終結?

　　要弄懂為何亞洲國家依賴于出口帶動經濟增長，首先要看下二戰(zhàn)后的日本。當時日本工業(yè)一片狼藉，因為自然資源的稀缺，日本要進口原材料，但是又缺乏必備的外匯來完成交易。要出口的話，首先是輕工業(yè)產品，例如紡織品，接下來是重工業(yè)，如鋼鐵和化學品，都是極度必要的。這是個自我強化的過程：外匯使日本能引進新的技術來提高生產率，從而產出高價值的產品。在鋼鐵和玻璃后，汽車和收音機取而代之。

　　這種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日本1955年到1965年間出口如火箭般躥升了4倍，十年后變成了7倍。1953年，日本生產了大約5萬輛汽車，但沒有出口。10年后，產能變成了50萬輛，其中幾乎有10%的汽車被銷往海外。其他亞洲國家也開始關注日本模式，日本發(fā)展模式成為了上世紀60、7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模板。經濟學家用"雁行理論"來描述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以及中國在內的國家：從低價值的產業(yè)轉換為高價值產業(yè)。這種模式就如亞洲本身的多樣性一樣，有各種發(fā)展版本。

　　經濟狀況的變化是20世紀亞洲最主要的表象之一。在1960年，韓國GDP和蘇丹的相似，中國臺灣差不多相當于當時即將獨立的比屬剛果。進入上世紀90年代，亞洲國家開始鼓吹自己的生活水平堪比西方。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4億人擺脫了貧困。

　　但注意國內消費卻被忽視。1997、1998年的金融風暴使部分國家貨幣貶值，導致亞洲貨物在全球更加便宜。在過去的10年中，地區(qū)出口比例所占GDP的比重由37%升至47%。在亞洲，出口業(yè)的繁榮使得許多國家的存款過剩，也導致了低利率，流動過于頻繁，以及資產價格泡沫讓全球經濟崩潰。

　　在金融危機前幾年，大約一半亞洲國家在同一區(qū)域內進行交易，讓人相信亞洲已經獨立于西方。但是，大約60%的亞洲國家間的交易只是中間角色，用來補充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交易紐帶。因此一旦美國消費受阻，亞洲的制造商們也隨之受困。

 
　　當前模式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時代已經終結。2005年至2008年間，美國GDP中的消費比重飆升至70%以上，家庭儲蓄率降到零以下。經濟危機讓美國股市縮水了五分之二，吞噬了大部分人的財富。當美國人開始節(jié)儉生活，重新考慮家庭收支平衡時，他們會減少購買亞洲產品。

　　不起眼的消費

　　過分依賴出口讓國家在經濟低迷時易受沖擊，也導致了經濟的扭曲。企業(yè)投資，政府開銷和外商投資涌進了出口領域，而犧牲了廣大的國內經濟。社會產品，如公共教育、健康醫(yī)療、失業(yè)保險、社會安全等，常常被忽視。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亞洲人要盡可能存款：他們需要"自我保險"以及自己承受經濟負擔。縱觀亞洲，典型的家庭會將年收入的10%至30%存起來。像中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國家儲備(包括政府和企業(yè)儲蓄)占到了國家GDP的一半。盡管節(jié)儉是種美德，但在這種情況下卻得不償失，因為它迫使資金遠離那些可以提高自我生活水平和國家總體經濟水平的消費市場。

　　還有其他幾個因素阻礙著亞洲的國內消費，包括持久性的資源錯誤配置。不當?shù)耐顿Y促使了地產業(yè)盲目發(fā)展，盡管需求疲軟。雖然空閑率在不斷上升，新的辦公樓仍在北京上海拔地而起。同時，對于中小型企業(yè)來說，資本獲得依然被嚴格控制。銀行更傾向于那些大型項目和有政府支持的項目，因為這些項目風險更低。

　　此外，借貸被不成比例地用于獲得政治和經濟利益，不管是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yè)，還是日本、中國香港、馬來西亞、印度和韓國的家庭式團體和大型企業(yè)集團。在中國，中小企業(yè)占GDP的70%，但只使用了20%的財政資源。

　　偏愛大公司和大項目讓權力落到了精英手里。在1990年代末金融危機前夕，香港前15個富豪家庭掌握了相當于香港GDP84%的財富。在馬來西亞，這個數(shù)字是76%。在新加坡和菲律賓，幾乎是50%。被李氏家族控制的三星集團，目前占據(jù)著韓國五分之一的出口額。

　　在中國，從1997年至2007年間，由于出口和企業(yè)收入的上升，工資實際呈下降趨勢，從GDP的53%跌至43%。盡管亞洲民眾比過去生活好得多，但他們的財富并沒有增長。在過去十年中，隨著亞洲經濟的增長，國內消費相對于GDP來說，大致相同或實際有所下降。在中國，消費占GDP比重由原先的45%降至了35%。

　　另一個亞洲經濟奇跡的要素--計劃經濟--導致了今日的困境。盡管已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政府仍然擁有76%的國家財富，控制著銀行部門，監(jiān)管著占經濟比重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yè)。同樣，在印度，盡管政府廢除了"許可證為王"制度，繁文縟節(jié)繼續(xù)阻礙經濟。在日本，有個名詞叫"官制不況"，指的是因為政府決策者導致的經濟蕭條。

　　歸根結底，推行出口主導的經濟就要承受其暗含的代價。結構性的改革變得更加困難，因為特權階級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亞洲只能果斷地做出決定。

　　無儲蓄緩沖

　　在西方，經濟危機已經進入了"大減債"時期。靠大量舉債以提升收入的金融機構不得不被打回原形，這使得資產價值急劇下滑。這是痛苦但又是必須調整的過程。同樣，亞洲經濟也在經歷著一段相似的過程。

　　最初，政府的反應各不相同。亞洲國家對信貸低迷迅速做出反應。那些曾經歷過1997-1998年金融危機的國家清楚決定性的舉動相當重要。在這一區(qū)域，各國的刺激方案高達近1萬億美元。盡管這些方案都提到對社會福利的投入，但絕大部分資金被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因為其雇傭大量非技術型工人)，中國投入到教育和醫(yī)療上的資金低于總額的4%。

　　在提升人力資本，增加收入和降低儲蓄方面，亞洲國家也有更多的實質政策可以采用。一個明顯的長期刺激政策便是投資教育。當然，不是簡單的建造更多的學校，關鍵是擴大微小的學生貸款，同時讓年輕一輩將教育成本分散到他們的職業(yè)生涯中。這樣，父母們可以削減自己的存款，以提高國內消費。

　　亞洲國家也將改善勞動力市場結構，增加最低工資。雖然經濟衰退似乎不是增加企業(yè)成本的適當時機，但從沒有最佳時間，在順境中壓力卻沒有了。令人沮喪的工資增長是為什么近年來亞洲家庭收入所占GDP比例下降的原因。同樣，高儲蓄率歸結于收入沒有保障。大部分工作在亞洲都屬于非正式就業(yè)。在印尼、菲律賓和泰國享受正常薪金的只占40%的份額，在中國只有15%(與此相反，七國集團為90%)。雖然這給公司帶來了便利，但卻給工人增加了不確定性。

　　改變勞動力市場的結果，支付給工人更多報酬能促進整個經濟，并能推動整體消費，而增加工資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亞洲必須建立切實可行的社會保障體系。缺乏最基本的經濟保障是亞洲人為何存款這么多的原因，減少儲蓄可以釋放消費。

　　一種方法就是建立"社會財富基金"。正如一個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用外匯儲備投資海外獲得公共收益，將一部分政府的股份，國有企業(yè)的紅利用于諸如教育、保健等社會服務，能表明政府致力于社會改革的態(tài)度。